□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复旦大学健康传播研究所 傅华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我国防控疫情的措施还是非常有效的，相关做法也得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的赞许和借鉴。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公共卫生工作还可以做得更好，为保障人群健康贡献更多力量。从长远来看，重塑公共卫生体系，培养符合新时代需求的公共卫生人才是重中之重。
要注重系统思维
人才培养必须以胜任力为导向，而公共卫生体系人才的胜任力，须与当今人群健康需求和挑战相适应。公共卫生专业人员除了要肩负起应对传染病和慢性病双重负担的重任外，同时也面临着全球化、科技进步和人口结构变化等重大挑战。正如习近平主席与联合国秘书长通电话时所说的那样：“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表明，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这样的重大突发事件不会是最后一次，各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还会不断带来新的考验。国际社会必须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守望相助，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为了适应这样的需求，公共卫生人才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核心或基本要求十分清晰。
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必须了解健康生态学模型。健康生态学模型强调人群健康是个体因素、卫生服务以及物质和社会环境因素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结果。该模型有两个特点：一是多重性，无论我们拟解决的问题是行为、疾病或整体健康，它们都受到个体因素(基因、生物学特征、心理、认知、情感、知识和技能等)、物质环境因素(自然环境、地理位置、建成环境、工作环境、科技发展等)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家庭、同辈、组织机构、社区、公共政策、商业行为政策等)的多重影响。二是交互性，影响人类健康及行为的多维因素不仅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和群体的健康，各个层面的因素之间也会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并一直处于不断变动并相互影响的状态之中。
由此可见，当今影响健康的因素是广泛、复杂和交互作用的，且发生在我们每天的生活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克服传统的“一个原因导致一种健康问题”的一对一线性思维习惯和以疾病为导向的生物医学工作模式，而是要应用系统论的思维方式考虑健康决定因素及其关系，并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指导人群健康的干预策略。
应涉猎八个新领域
通过应用健康生态学模型对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培养，使公共卫生人才的能力要求超越影响健康的生物风险因素，并寻求了解环境、社会和行为因素对健康的影响；他们必须了解健康生态学模型里这些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以便评价其公共卫生干预的有效性；他们必须了解健康生态学模型的理论基础，以便开展进一步解释健康多重决定因素的途径和相互关系。只有正确地掌握了健康生态学模型的理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才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当今世界公共卫生的挑战，包括全球化、科学和医疗技术以及人口结构变化。
具体来看，公共卫生专业教育不仅包括公共卫生中公认的五个核心组成部分（即流行病学、生物统计学、环境卫生学、卫生管理学以及健康教育学），还包括八个关键的新领域：信息学、基因组学、传播学、文化能力、基于社区的参与性研究、政策和法律、全球健康和道德。
了解并能够将信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应用于公共卫生实践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的必备能力，在这个信息时代，数据至关重要。基因组学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遗传因素在疾病发生过程中的作用，作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必须熟悉这些信息。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必须掌握沟通的技巧，才能与不同的受众有效互动。他们还必须能够理解不同文化社区的需求和观点，纳入公共卫生干预和研究，了解能够影响健康的政策、法律和条例。随着我们认识到健康因素的重要性，例如社会关系、生活，需要采取新的研究方法，让从业人员、研究人员和社区共同努力改善健康。随着公共卫生专业人员被要求解决超越国界的问题，了解全球卫生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最后，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必须能够识别和解决公共卫生实践和研究中出现的众多道德问题。
